他是唯一拿諾貝爾獎的瘋子，贏了兩次，贏麻了
約翰·納什22歲用26頁論文改寫經濟學，然後精神分裂30年，停藥45年靠「節食」般的意志力把自己拉回來。諾貝爾獎、阿貝爾獎，世界兩次承認他是對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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Fine Hall 的幽靈
普林斯頓大學數學系的 Fine Hall 有一條長長的走廊，兩側是從地板延伸到天花板的黑板。七十年代到八十年代，每到深夜，一個沒有教職、沒有辦公室、沒有任何官方身份的男人會獨自走進來，在黑板上寫滿東西。不是數學證明，不是課堂筆記。是巨大的數字做巨大的指數運算，夾雜着對世界領袖的評論，還有一些意味不明的政治宣言。排版工整得過分，筆跡辨識度極高，如果有好奇的研究生偷偷擦掉一兩個字，隔天那些字會原原本本地出現在原來的位置。
1979年5月，兩個研究生 Mark Schneider 和 Steven Bottone 決定做一件沒人做過的事。Bottone 後來這樣回憶：Mark 坐在一張有輪子的辦公椅上，手裡拿着速記本，我推着他從一塊黑板滑到下一塊，把所有東西抄下來。至於其他學生看到這些文字的反應，Bottone 說，表面上看像嘲笑，但底下永遠有一層敬畏。
學生們叫這個人 Fine Hall 的幽靈。他穿着一頂針織帽，騎着一輛慢吞吞的腳踏車在校園裡繞圈。在 Dinky 火車站、在 Small World 咖啡店、在數學系的走廊盡頭，學生們像觀測野生動物一樣記錄他的行蹤。普林斯頓的數學系從來沒有把他趕走，允許他使用設施，沒有人為難他。這是一所大學能給一個破碎的天才最好的禮物。
沒有人知道，三十年前，這個幽靈寫過一篇26頁的論文，改寫了經濟學、軍事戰略和生物學的基本邏輯。他的名字叫約翰·納什。
一句話和26頁
納什能進普林斯頓，靠的可能是學術史上最短的推薦信。1948年2月11日，他在卡內基理工學院的導師 Richard Duffin 寫給普林斯頓的 Solomon Lefschetz 教授。全文如下：
「親愛的 Lefschetz 教授：我推薦 John F. Nash, Jr.，他已申請進入普林斯頓研究院。Nash 先生十九歲，將於六月從卡內基理工學院畢業。他是數學天才。此致，Richard Duffin。」
附件為零，補充說明為零，連一句「該生品學兼優」都懶得寫。就一句「He is a mathematical genius」，完事。管用了。
進了普林斯頓之後，22歲的納什做了一件所有人覺得不可能的事。當時的博弈論完全是約翰·馮紐曼的地盤。馮紐曼的框架只能處理兩個人零和賽局，或者玩家可以結盟、可以簽約的合作賽局。他假設人會自然形成聯盟，然後分析聯盟之間的攻防。這套東西統治了整個領域。
納什問了一個完全不一樣的問題：如果沒有人合作呢？不結盟、不簽約、甚至不說話，每個人就是各自為戰，會怎樣？他的答案是，在任何這樣的賽局裡，不管多少玩家、多少策略，至少存在一個穩定的均衡點，在那個點上，沒有人能靠單方面改變策略讓自己更好。這就是納什均衡。
舉一個例子。冷戰時期，美國和蘇聯各自擁有足以毀滅對方的核武器。兩邊都知道，如果我先發射，對方一定報復，兩邊一起死。所以沒有人按下按鈕。這不是因為任何一方愛好和平，是因為在這個賽局裡，「不動」就是納什均衡，任何單方面改變策略都會讓自己更糟。納什證明了這種均衡在任何賽局裡都存在。定價戰、軍備競賽、你每天早上選走哪條路上班，全都是同一個數學結構。
26頁論文，兩條引用。一條是馮紐曼和 Morgenstern 的《博弈論與經濟行為》，另一條是納什自己之前發的一頁紙。有人後來說：發明一個新領域的回報就是，你的參考文獻可以短到讓人以為你在開玩笑。
然後他帶着這個想法去見了馮紐曼本人。1949年，馮紐曼是這個星球上最有影響力的數學家，原子彈的計算都要經過他的手。納什走進去，開始解釋他的構想。馮紐曼打斷了他：「That's trivial, you know. That's just a fixed point theorem.」
納什再也沒有去找過馮紐曼。多年後他把這個反應歸結為「一個成熟思想家對年輕對手的自然防禦姿態」。傳記作者 Sylvia Nasar 寫道，這個解讀「也許更能說明納什走進馮紐曼辦公室時自己腦子裡在想什麼，而非馮紐曼的心態」。
諷刺在這裡。馮紐曼自己的極小極大定理用的也是不動點定理。數學工具確實不難。馮紐曼沒有錯過數學，他錯過的是概念。他沒有看到那26頁重新定義了博弈論能描述的世界有多大。有人後來總結得簡潔：有時候，非常重要的定理，證明可以非常簡單。重點從來不是工具，是你用工具切開了什麼。
納什也去找過愛因斯坦。他跑到高等研究院，花了將近一個小時跟愛因斯坦講他對引力和輻射的想法。愛因斯坦聽完，和善地笑了笑，說：「You had better study some more physics, young man.」
二十二歲，連續被二十世紀最偉大的兩顆腦袋打回票。但那26頁論文後來拿了諾貝爾獎。馮紐曼1957年去世，沒有活到看見自己當年嗆 trivial 的那個東西變成經濟學的基石。
同一條通路
然後他的大腦背叛了他。
1958年12月31日，跨年派對。納什穿着尿布出場，腰間繫着一條寫着「1959」的緞帶，嘴裡叼着奶嘴，大部分時間蜷在懷孕的妻子 Alicia 腿上，交替吸着奶嘴和一個裝了波本威士忌兌牛奶的奶瓶。同事們的評價是「比平常更奇怪」。但接下來發生的事讓所有人意識到，「奇怪」這個詞遠遠不夠用。
在 MIT，他拿着《紐約時報》走進公共休息室，指着頭版告訴所有人，外太空的力量正在通過報紙跟他通訊。那些訊息是加密的，只有他能解讀。他逢人就問：「你知道那個秘密數字嗎？」試圖從人群中找出跟他同屬一個隱秘組織的同伴。他花幾個小時分析莫扎特交響曲的克歇爾編號，從那些數字裡尋找跟自己生命軌跡對應的密碼。他相信自己同時是和平王子和南極洲皇帝，而且這不是比喻。他真的寫信給華盛頓的各國大使館，署名「約翰·納什，南極洲皇帝」，宣佈自己正在組建一個世界政府。
1959年初，美國數學學會邀請他到哥倫比亞大學演講。原本的題目是呈現黎曼假設的證明，數學界最重大的未解問題之一。250人到場，期望值拉到頂。演講內容是完全的胡言亂語。在場的同事當場就明白了，不是「不太對勁」，是有什麼東西徹底壞掉了。這是約翰·納什的公開崩潰。
電影《美麗心靈》裡的納什，眼前走着三個栩栩如生的幻象人物：一個虛構的普林斯頓室友，一個政府特工，一個小女孩。觀眾跟納什一起，到最後才發現這些人不存在。這是好萊塢，不是現實。真實的約翰·納什從來沒有看見過不存在的人。他的幻覺是聽覺的，是腦子裡的聲音。他自己描述過：「像是腦袋裡的電話，來自反對我想法的人。」電影的三個幻象人物全是編出來的，為了讓觀眾理解精神分裂是什麼感覺。真實的精神分裂沒有那麼好理解。
很多年後，有人問他，一個他這種水平的數學家，怎麼可能相信自己是南極洲皇帝。納什的回答，可能是精神病史上最令人不寒而慄的一句話：
「那些關於超自然存在的想法，跟我的數學想法是用同一種方式來到我腦中的。所以我認真對待了它們。」
這句話解釋了一切。產出納什均衡的神經迴路，和產出南極洲皇帝妄想的神經迴路，是同一條。他沒辦法分辨，因為兩者的感覺完全一樣。靈感降臨的時候，你不會收到一張標籤告訴你這是天才還是瘋狂。它們不是一枚硬幣的兩面，它們是同一面。
節食
納什在整個60年代反覆住院，接受過胰島素休克療法和早期的抗精神病藥物。1970年，他做了一個所有精神科醫生都反對的決定：永久停藥。往後45年，直到2015年死去，他再也沒有吃過任何一顆精神科的藥。
電影又在這裡撒了一個關鍵的謊。1994年前後的場景，Russell Crowe 飾演的納什說了一句：「I take the newer medications.」這句台詞是刻意捏造的，故意的。納什本人知道這件事之後非常憤怒。《衛報》的報導說得不留情面：「這句台詞是捏造的，而且是有意識的捏造。」電影需要一個觀眾能接受的康復故事——吃藥、好了、拿獎。現實不是這樣。
真實的納什用了一個比喻來形容他的做法，這個比喻精準到讓人難受。他說，管理妄想像節食。持續的、有意識的、需要意志力的行為。每一天，監控自己的思緒，辨認出偏執的念頭，然後否決它。就像一個想減肥的人必須有意識地拒絕油脂和甜食，他必須有意識地拒絕自己大腦裡最自然的衝動。他刻意禁止自己去想宗教和政治，因為那是他妄想最猛烈的兩個領域。他把這些日子叫做「被強制執行的理性」。每次聲音出現，他不逃、不怕。他問自己一個問題：這符合邏輯嗎？
不符合。那就不是真的。
聽起來簡單。但你想像一下，你腦子裡告訴你某件事的那個聲音，跟告訴你1+1=2的，是同一個聲音。你要做的是用理性去否決理性本身送來的訊號。大腦同時是裁判和被告。
他贏了。但清醒有代價。納什在諾貝爾獎的自傳性短文裡寫過一段話，這段話比他任何一篇數學論文都更重要：
「漸漸地，我開始在智識上拒絕那些受妄想影響的思維路線。然而，這並不完全是一件值得高興的事，不像一個人從身體殘疾恢復到健康那樣。其中一個面向是，理性思考對一個人理解自己與宇宙的關係施加了限制。」
最後一句話是最重的。瘋的時候，他是南極洲皇帝，是宇宙密碼唯一的解讀者，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人。清醒之後，宇宙縮小了，縮回一個普通人能容納的尺寸。他在另一個場合說：「在某種程度上，理智是一種從眾。人們總覺得精神病患者在受苦。但我覺得瘋狂也是一種逃離。當現實不夠好，你也許會想像一些更好的東西。」
他選擇了縮小的宇宙。每天選擇。像節食一樣。連續45年沒有間斷。
房客
Alicia Lardé 在 MIT 的高等微積分課上認識了納什。她來自薩爾瓦多，他來自西維吉尼亞的小鎮，兩個人都是各自環境裡的局外人。1957年2月結婚。
幸福沒撐多久。1959年初，Alicia 懷着身孕，被迫做了一個她知道丈夫永遠不會原諒她的決定：把他強制送進波士頓郊外的 McLean 醫院。一個朋友回憶 Alicia 當時的想法：她想保住他的事業，保住他的智力。她關心的是讓納什這個人完好無損。納什不這麼看。他恨她。
1962年，聖誕節後一天，Alicia 提出離婚。離婚文件上寫着，納什因為她兩次把他送進醫院而遷怒她，搬到另一個房間住，兩年多沒有跟她同房。Alicia 後來一度希望嫁給另一個數學教授 John Coleman Moore。電影把離婚這整段都刪了，拍的是一個始終沒有離開的聖女。
關於那些年，Alicia 只說了一句：「我盡我所能保持正面。我真的努力不讓自己可憐自己。」
1970年，納什又一次從精神病院出來，兩手空空，也沒有地方能回。Alicia 把他接回了家，不是作為丈夫，是她自己用的那個詞：房客。她解釋這個決定時沒有一絲浪漫的修飾：「他們說，很多人被留在精神病院的後面病房裡。他們為數不多的出去的機會就那樣溜走了，然後他們就一直待在裡面。所以那是我說'好吧，我可以收留你'的原因之一。」
Sylvia Nasar 的評價沒有迴旋餘地：「如果她沒有收留他，他會流落街頭。他沒有收入，沒有家。我認為 Alicia 救了他的命。」Nasar 說 Alicia 是「這個故事裡真正的英雄。在那些失落的年月裡，她仍然愛他。」
Alicia 獨自撫養他們的兒子 John Charles，靠她母親的幫助。John Charles 後來被診斷出精神分裂症。同一個家庭，兩代人，同一種病。而 Alicia 是1950年代 MIT 物理系極少數的女性學生之一，在那個年代能讀到這個位置本身就是一種天賦。她把這個天賦放下了，在貧困和兩個精神分裂患者之間，度過了幾十年。
2001年，離婚38年後，Alicia 和納什再婚。她的解釋只有一句話：「我們覺得這是個好主意。畢竟，我們已經在一起大半輩子了。」
電影拍的 Alicia 是一個浪漫的殉道者。現實裡的 Alicia 離婚過、絕望過、想過嫁給別人。真實的她比電影裡強太多，因為她的堅持不是因為不懂放棄是什麼滋味，而是在嚐遍所有苦頭之後，還是選了留下。不是偶像劇。是一個人用一生去賭另一個人還能回來。她賭贏了。
差一票的諾貝爾
1994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差一點就沒有發給納什。
瑞典最有影響力的經濟學家 Assar Lindbeck 是評選委員會的核心人物，他力挺納什。但另一位委員 Ingemar Stahl 拼了命反對。Stahl 的理由堆得很高：納什是數學家不是經濟學家，他的研究做得太早了，他很年輕就停止了學術工作，而且最關鍵的一條，他有精神病，可能會在頒獎典禮上出狀況，讓諾貝爾獎出醜。
投票前夕，瑞典經濟學家 Jörgen Weibull 專程飛了一趟普林斯頓，悄悄去探訪納什，替委員會摸底他的精神狀態。他發現納什極度緊張，不太能跟人對視，說話偶爾會「飄走」。Weibull 覺得，論古怪，他和普林斯頓許多教授也差不多。但真正改變 Weibull 立場的不是這些觀察，是一個極短的瞬間。他們一起走進普林斯頓的教職俱樂部，納什突然停下來，不安地問了一句：「Can I go in? I'm not faculty.」一個改寫了整個學科的人，在自己待了幾十年的大學裡，連走進一扇門的資格都沒有把握。Weibull 從那一刻起成了納什的鐵桿支持者，他認為「納什持續的默默無聞本身就是需要被糾正的不公義」。
帶着 Weibull 的報告，委員會進入最後投票。Stahl 在內部辯論中輸了，但他做了一件諾貝爾獎歷史上從未有人做過的事：把反對意見帶到瑞典皇家科學院的全體大會上，觸發了一場公開的地板辯論。最終投票，納什和另外兩位共同獲獎者 John Harsanyi 和 Reinhard Selten 只以幾票之差通過，是經濟學獎歷史上最接近被否決的一次。風波大到促成了制度改革：委員任期從無限制改為三年。
1994年12月10日，納什從瑞典國王 Carl XVI Gustaf 手中接過獎章。但委員會沒有邀請他做慣例的一小時諾貝爾演講，因為他們不確定他能不能撐過去。電影裡那段他感謝 Alicia、談「愛的方程式」的動人致辭，從來沒有發生。真實的畫面是：納什接過獎，向觀眾鞠了一躬，然後坐下。電影裡那個普林斯頓教授們紛紛遞鋼筆致敬的場面也是完全虛構的，普林斯頓從來沒有這種傳統。
Lindbeck 後來反思這段經歷時說：「納什不一樣。他沒有得到過任何認可，活在真正的苦難中。我們把他拉回了陽光下。某種意義上，我們復活了他。」
贏麻了
2015年，納什在挪威領取了阿貝爾獎，數學界的最高榮譽，和 Louis Nirenberg 共同獲得。
諾貝爾經濟學獎，阿貝爾數學獎。世界兩次承認他是對的。第一次是為了他22歲寫的26頁論文，第二次是為了更早期的數學工作。他的大腦既是最強的武器也是最危險的敵人，他用同一個大腦贏了兩次。
5月23日，納什和 Alicia 從挪威飛回紐約。那年他八十六，她八十二。原本的計劃很平常：飛機落地，預約好的專車在紐華克機場等他們，開回家。但他們趕上了一班提前五小時的航班。到了機場，專車不在。Nirenberg 的女兒 Lisa Macbride 正好來接她父親，她借了手機給納什打車行。調度員在電話那頭說：「我們以為你們五個小時以後才到。」沒有提供解決辦法。Macbride 對他們說了一句話：「你們可以搭計程車。」這句話後來會讓她痛苦很久。
計程車司機叫 Tarek Girgis，開計程車才兩個星期。在這之前，他開的是一輛雪糕車。新澤西收費公路南行車道上，Girgis 試圖超一輛 Chrysler，失控撞上護欄。納什和 Alicia 被拋出車外，兩個人都沒有繫安全帶。
一通911電話：「有兩個人被壓在車下面。我們覺得他們可能死了。」
兩個人當場死亡。Girgis 受輕傷，沒有被起訴。Nirenberg 回憶他們在挪威的那個星期：「他們心情很好。那是美好的一週。」
他的大腦用同一條通路輸出了改寫世界的定理和南極洲皇帝的妄想。他花了30年用節食的意志力把自己從瘋狂中拉回來，連續45年沒有吃過一顆藥。他的妻子用一生做了一場賭注。世界兩次承認他是對的。
然後一個開了兩週計程車的前雪糕車司機，在高速公路上結束了一切。
_本文資料來源：Sylvia Nasar《A Beautiful Mind》、Nash 諾貝爾獎自傳、《衛報》報導、NSA 解密檔案。如發現任何事實錯誤，歡迎指正。_
_—Kinney 的異想世界_