歷史上 95% 的時間在打仗：戰爭是常態，和平是插曲

每天早上九點半，全球有幾十萬個量化分析師坐在 Bloomberg Terminal 前面，輸入假設，調整模型。他們的 DCF 裡有通脹預期、有聯儲局利率路徑、有供應鏈延遲的風險溢價。唯一一個參數永遠設定為零：大國戰爭的機率。

這不是疏忽。這是信仰。

他的伺服器用的銅，來自剛果的手掘礦場。他的半導體需要的氖氣，加工廠在烏克蘭戰區邊緣。他每天喝的咖啡，貨輪由美國航母戰鬥群護航。他在模型裡把這些全部標記為「穩定輸入」。2024年，全球有 61 場武裝衝突同時進行，是 UCDP（Uppsala Conflict Data Program）有紀錄以來的歷史新高，11 場達戰爭級別，約 16 萬人死亡。同一年，標普 500 創了歷史新高。他稱之為 alpha。歷史稱之為幻覺。

811 年的量化帳

西方主流敘事喜歡把 1215 年的大憲章包裝成民主自由的起源，彷彿人類從此學會用契約取代暴力。現實是，那群英格蘭貴族逼國王約翰低頭，動機跟民主毫無關係，純粹不滿國王隨意徵稅去打仗，損害他們的地產收入。美國國家檔案館的原話：「憲章是封建文件，旨在保護少數權貴家族的權利和財產。」簽完之後呢？教皇英諾森三世立刻廢除，直接引爆第一次男爵戰爭。這份「和平文件」本身就是一場戰爭的序幕。

從 1215 年到 2026 年，811 年。羅格斯大學（Rutgers）政治學教授利維（Jack Levy） 用了整個學術生涯量化這段歷史。他的數據集覆蓋 1495 至 1975 年，記錄了 119 場大國參與的戰爭，其中 64 場是大國之間直接交戰。平均每十年一場。逐世紀拆開看，衝擊更大：十六世紀，大國處於戰爭狀態的年份佔 95%。十七世紀，94%。十八世紀稍微喘了口氣，78%。十九世紀降到 40%。二十世紀反彈至 53%。1511 年到 1606 年這 94 年間，只有 3 年沒有大國戰爭。三年。（廣泛流傳的 杜蘭特（Durant）夫婦「268 年無戰爭」說法已被 奧尼爾（O'Neill）在《PNAS》上認定為無源的「政策民間傳說」，但 利維的硬數據證實了同樣的直覺：戰爭是常態，和平是插曲。）

那十九世紀的「均勢喘息期」呢？1815 年拿破崙戰敗後，維也納會議確實建立了一套歐洲大國互相牽制的秩序，大國在歐洲本土減少互毆。但這不是和平，這是暴力轉移。同一時期，英國在全球殖民地幾乎年年開戰。鴉片戰爭、八國聯軍，倫敦和巴黎的繁榮，建立在轟開中國大門、傾銷鴉片和巨額賠款之上。歐洲人口中的「百年和平」，是亞洲和非洲用血支付的帳單。

二戰結束至今的 81 年，是 利維數據集裡五百年來最長的大國直接和平期。零場大國之間的直接戰爭。放在 811 年的時間軸上，佔比不到 10%。我們活在一個統計異常值裡面，然後把異常值當成了新常態。

2007 年的風控經理

平克（Pinker）在 2011 年出版《人性中的善良天使》，用幾百頁數據論證一個令人安慰的結論：暴力正在減少。核心數據：二十世紀戰鬥死亡人數約佔全球人口的 0.7%，而前國家社會的暴力死亡率高達 15%。結論：我們正活在人類歷史上最和平的時代。

這個論證有一個致命問題。塔勒布（Taleb）和統計學家奇里洛（Cirillo） 在 2016 年用極值理論分析了兩千年的戰爭數據，發表於《Physica A》，結論完全相反：「沒有統計基礎聲稱『時代不同了』。」戰爭的發生間隔是無記憶的，與任何時間趨勢不兼容。戰爭是「肥尾之母」，少數事件佔據絕大多數傷亡。用正態分佈的方法分析戰爭數據，在數學上就是錯的，像用常態曲線預測股市崩盤。

平克看了七十年的數據宣布暴力已死，跟散戶看 2007 年被壓到歷史低位的 VIX 宣布崩盤已死，用的是同一套邏輯。1910 年，英國經濟學家 安吉爾（Norman Angell）出版《大幻覺》，論證經濟互相依存令戰爭在經濟上無利可圖。當時德國是英國的第二大貿易夥伴，英國是德國出口的最大市場，1903 到 1913 年間英德貿易增長約 65%。四年後，一戰爆發。一百年後，平克做了同樣的事。歷史的回力鏢從沒缺席。

核威懾加上超全球化，確實壓制了大國之間的直接摩擦。但這不代表戰爭消失了。它只是被金融化了。高頻低影響的局部衝突，換成了低頻但後果無限嚴重的尾部風險。波動率沒有消失，只是被壓縮進了一個越來越小的瓶子裡。2024 年的 61 場衝突是瓶蓋上的裂紋。而 1946 年以來，每一年都有武裝衝突，零例外。

塔勒布說過一句話，值得刻在每個風控經理的辦公桌上：「如果有人聲稱暴力已經減少，然後拿五十年的數據給你看，笑笑就好。」

和平紅利的資產負債表

市場為這個風險定了多少價？完全沒有。

標普 500 的估值、科技股動輒四五十倍的市盈率，全部建立在一個不動搖的假設上：核心地帶永久安全。如果市場按照 利維的歷史數據定價，承認大國有 40% 到 95% 的時間處於戰爭狀態，地緣風險溢價會飆升到沒有人敢接的水平。你投資組合裡的每一塊錢，都隱含了一張「大國永遠不會開戰」的保單。這張保單沒有人承保，沒有人對沖，沒有人定價。

那 61 場衝突並不是「基於規則的國際秩序」的失敗。恰恰相反，它們是這個秩序的洩壓閥。邊緣地帶吸收動能摩擦，好讓核心區的風險溢價保持在人工壓低的水平。加爾通（Galtung）叫它「消極和平」，僅僅是沒有直接戰爭，暴力嵌入制度結構，以貧困、剝削和不平等的形式持續運行。核心區享受的就是這個東西，而維持它的代價，是邊緣區持續流血。冷戰期間的代理人戰爭造成約兩千萬人死亡，99% 的傷亡發生在發展中國家。

核心的穩定和財富，結構性地依賴於持續從邊緣提取原材料和廉價勞動力。沃勒斯坦（Wallerstein）的世界體系理論早就指出這個結構：核心的繁榮從來不是自給自足的，它需要邊緣的持續供血。所謂「和平紅利」，實際上是從邊緣地帶提取的「暴力溢價」，是地緣政治的鑄幣稅。而追繳保證金的帳單，永遠用鮮血支付。

自稱生活在和平時代，理由是曼哈頓沒被轟炸，等於自稱是素食者，理由是你付錢讓別人替你殺你的晚餐。

波動率正在展開

每一個「長和平」都有一套維持自身的機制。歷史的規律是：這套機制最終總是成為摧毀和平的工具。

羅馬和平維持了二百年，馬可·奧勒留（Marcus Aurelius）一死就崩了。宋朝用歲幣買了一百二十二年和平，為了滅遼而引金兵入關，最終把自己送上了絞路。歐洲協調維持了一百年，安吉爾在它最繁榮的時刻論證戰爭已經不划算。每一次，當精英階層宣布暴力已被馴服的時候，暴力就從他們看不見的角落翻過來。歷史不頻複，但它的節奏不變。

普林斯頓（Princeton）國際關係學者吉爾平（Gilpin） 描述過霸權崩潰的序列：維護成本持續上升，經濟技術向競爭者擴散，霸權陷入財政危機，嘗試和平調整，調整失敗就走向戰爭。美國的伊拉克和阿富汗戰爭花了四至六萬億美元，以借貸方式支付。福利支出從 1900 年佔聯邦開支的 5% 飆升到 2010 年的 47%。帝國的帳單不斷膨脹，買單的人越來越少。

財政層面如此。行為層面更糟。前景理論的核心：贏家謹慎，輸家賭博。霸權穩定期的領導人謹慎維護現狀，因為他們在贏。霸權衰落期的領導人開始賭博，因為他們在輸，而且輸不起。一個正在失去全球首席地位的帝國，心理痛苦遠大於當初獲得地位時的快感。衰落中的霸權從理性的風險管理者，變成了恐懼驅動的賭徒。先發制人打擊、激進制裁、快速軍事化，這些不是瘋狂，是損失厭惡的理性反應。

哈佛的艾利森（Allison） 研究了過去五百年 16 個「崛起大國挑戰既有霸主」的案例。其中 12 個以戰爭告終。75%。修昔底德兩千四百年前寫過一句話：「和平不過是一場永不停息的戰爭中的休戰。」兩千四百年過去了，這句話的保質期比任何國際條約都長。

系統正在耗盡可以吸收摩擦的邊緣區。暴力開始回流核心。列維茨基（Levitsky）和齊布拉特（Ziblatt） 警告，民主國家的倒退不是從軍事政變開始的，是從主流政黨放棄守門責任開始的。米爾斯海默（Mearsheimer）說得更直白：「殘酷的事實是，國際政治一直是冷酷而危險的博弈，而且很可能會繼續如此。」

現代人類沒有征服戰爭。我們只是把它金融化了。我們把數百年的歷史血腥打包成一個叫做「基於規則的秩序」的複雜衍生品，把「和平紅利」賣給了三代天真的消費者，然後把存在性尾部風險藏到表外。但在地緣政治中，正如在市場中，波動率無法被消滅。它只能被延遲。